师哲曾经提到，在延安的日子里，康生对他的态度并不好。不过，因为师哲是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工作的，康生只好勉强保持一些礼貌。
师哲曾经问过康生，为什么他对任弼时会那么害怕。康生的回答很简单：“在我读上海大学的时候，任弼时是我的老师。”后来，师哲在晚年时回忆起这些往事，感叹说：“也许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任弼时的正气凛然，让康生既不敢冒犯，也不敢得罪。在那个时代，大家都知道，康生最怕的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
就像康生说的那样，任弼时在党内有着丰富的经验。早在1920年，年仅16岁的任弼时就已经加入上海的党组织，成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员。经过一年的学习，他与刘少奇、肖劲光、蒋光慈等同志一起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抵达莫斯科后，他们进入东方大学深造。那一年的年末，任弼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任弼时学成回国后，被安排到上海大学教俄语。那时，康生还是学校的学生。这所学校由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由宣传部长李达管理，目标是培养有革命思想的年轻人，只存在了四年。除了康生，学校里还有杨尚昆、关向应、博古、陈柏达、饶漱石、丁玲、施蛰存、戴望舒等许多知名人物。学校的老师也都是名人，除了任弼时，还有蔡和森、恽代英、章太炎、郭沫若、胡适、朱自清等。
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被选为执委，并承担起团中央代理书记的职责。在此期间，他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1927年，大革命遭遇挫折，在党的五大会议上，任弼时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并继续担任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在八七会议上，他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当时，任弼时才23岁。
1931年2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经过一番艰难跋涉，终于抵达了中央苏区。他们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的常委，并曾短暂担任过苏区中央局书记。在这个时期，任弼时还积极参与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工作。
说到任弼时在历史上的第一次重要成就，那就是1934年他和萧克、王震一起带领红6军团向西挺进。当时，他们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3军（也就是红二军团）在贵州成功会合。
当时的红三军，在夏曦等人的错误领导下，情况非常危急，自身难以扭转局面。任弼时的到来，凭借他的地位和声望，迅速解决了红三军的问题，罢免了夏曦的职务，使两支部队紧密团结，最终形成了著名的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后，中央领导已经带领着第一方面军的一、三两个兵团，独自向北方进军。任弼时没有轻易相信张国焘单方面的说法，他坚定地站在了中央的立场上，对四方面军的许多官兵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
傅钟回忆起当年担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情景，提到任弼时曾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任弼时询问他关于北上的决策情况。傅钟回答说已经有决议了。然而，任弼时紧接着追问：“既然有了决议，为何不付诸实施？”傅钟感叹道，任弼时的这一提问直中要害，触及了他的内心深处。当时正值草地凌晨，气温异常寒冷，但他的话语却让我不禁感到一阵寒意。
在中央的不断催促和任弼时等同志坚决维护真理的辩护下，张国焘面对南下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选择了北上。这一决定使得红军的三大主力部队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胜利会师。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红军改名为八路军。任弼时同志被赋予重要任务，担任八路军和中央军委的总政治部主任，并且跟随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前往山西作战。
1938年2月，任弼时受命回到延安，承担起与苏联共产国际沟通的重要任务。到达苏联后，他向共产国际全面介绍了我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以及我党在当前形势下的工作和使命。他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路线和方针的艰难历程，这促使共产国际通过了确认我党和毛主席领导地位的决议。
任弼时同志在决议形成后，前往苏联担任共产国际的驻代表。与此同时，王稼祥同志回到国内，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建议。最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领导地位和路线。这一事件，无疑是任弼时同志在历史上第二个显著且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
在苏联工作了一年多后，任弼时在1940年3月乘飞机回到了延安。毛主席和李富春等人热情地迎接了他。回来不久，他就被正式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书记处的日常事务。这次任命标志着他在中央机构中开始了重要的职业生涯。
师哲回忆说，在那个时期，战争一直没有停歇，经济形势也很严峻。组织上没有正式设立经过批准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休息时间安排，甚至连最基本的收发文规定都没有建立起来。很多文件和物品一旦发出，就再也得不到回音了……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后，首先成立了中央办公厅，并亲自担任主任。他还邀请了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担任副主任。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央办公厅迅速成为高效运作的办事机构。当时，中央办公厅设有秘书、行政和警卫三个部门，构建了一套完善的工作和行政体系，明确了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此外，还制定了标准化的收发、接待、财务、文件管理和档案保管等制度……任弼时创立的中央办公厅至今仍是党内最重要的办事机构之一。
任弼时在改进中办系统的工作后，开始处理各个部门的事务。从1942年到1943年，他把各个部门都搬到了杨家岭办公，这样不仅让各部门的工作更加协调，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任弼时等人重新制定了干部的物资供应制度，明确要求每位干部每年至少获得一套冬装和夏装，并且根据干部的级别，设定了不同的补贴金额。
在任弼时等人的努力下，各个机关部门的工作流程很快步入正轨。以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现象，以及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游击习气的作风都得到了有效纠正。工作效率也大大提升。这些成果，赢得了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在1945年的党的七大会议上，任弼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同时他仍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成为著名的“五大书记”之一。然而，由于长期辛苦工作，1945年苏联的医生在为任弼时体检时，发现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脑血管硬化。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夫向毛主席汇报了任弼时病情的严重性，毛主席听了后眉头紧锁，深深地叹了口气，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之中……
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任弼时跟着中央机关在陕北辗转，到了西柏坡，参与指挥了三大战役。在这个过程中，他多次因为生病而卧床，但始终没有放弃努力。
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任弼时突然病倒，陷入昏迷。中央立即决定，他的病情不能忽视，于是迅速安排他前往苏联治疗。经过一年的精心照料和恢复，任弼时在1950年5月底康复回国。回国后，他参加了七届三中全会，并向组织表达了想要继续工作的愿望。
在国庆节那天，任弼时参加了天安门上的国庆一周年庆典，这让他弥补了未能参加开国大典的遗憾。后来，朝鲜战争的情况让他非常挂心，他带病分析战况，最终因劳累过度而脑出血。经过三天的紧急救治，任弼时在10月27日于北京去世，年仅46岁。
任弼时同志去世后，叶剑英元帅曾这样形容他：“他就像我们党的骆驼，也是人民的骆驼，承担着繁重的任务，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从未停下脚步，从未寻求享受，也从未被个人的得失所动摇。他是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中最优秀的党员，更是我们的榜样。”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和组织者之一。在红军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他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率领红二、四方面军成功完成长征的艰苦斗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外，他还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政治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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