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冬,陪都重庆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潮湿的雾气和紧绷的空气。前线炮火不断,后方则暗流涌动。茶馆里说得最多的,不是物价,也不是战事,而是两个名字——戴笠和毛人凤。
在当时国民党的情报系统里,一个负责“上打天子、下镇诸侯”的黑幕机器,正在悄悄长大。几十年后,这台机器的总设计师之一毛人凤,倒在历史的另一端,而他的子女,却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对毛人凤的印象,还停留在“军统头子”“笑面虎”这些词上,对他的后代,却知之甚少。尤其是他的大儿子毛渝南,曾坐在富士康董事长的位置上,这样的身份反差,本身就像一部时代纪录片。
要说清这家人的命运,不得不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形成说起,再聊到毛人凤个人的性格和选择,最后才看得出,他的子女为什么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一、从山路偶遇到情报枢纽:戴笠与毛人凤的纠缠
时间往前推回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那时的大革命风起云涌,各路人物在时代夹缝里寻找出路。
戴笠和毛人凤,这一对后来搅动风云的人物,最早的交集,偏偏发生在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山路上。
戴笠1897年生于浙江江山,年轻时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却迟迟混不出名堂,一度穷愁潦倒,被迫回乡谋路。毛人凤则是1898年出生,同样是江山人,早一步进入黄埔四期,在最初的国民党班底中,已经摸到了一点门路。
那次回乡途中,戴笠还没进村,先遇到的就是从外头风风光光回来的毛人凤。两人本是同乡,又是同校,年纪相仿,聊几句就热络起来。毛人凤一听,才知道这个看着愁眉不展的同乡,居然是自己读完就退学的那所军校的学弟,还晚了两期,这多少让他心里有点复杂。
不过,在那个节点,他并没想到自己能掌握什么命运走向,只是从现实出发,劝戴笠:“去广州闯闯吧,那儿机会多。”随后,掏出20块钱银元,算是帮学弟周转。
这一笔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戴笠拿着这20块钱南下广州,闯入了大革命的漩涡。1926年前后,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清党行动”等重大政治斗争中,需要大量“刀尖上的人”替他办事。戴笠凭着手狠心硬,在各种暗杀、抓捕行动里脱颖而出,很快被蒋介石视作得力爪牙。
在蒋介石手下,“干净利落”“事前不问、事后不问”的干法,正好对上蒋介石的心思。此后,国民党情报系统逐步成型,军统局这块地盘,被戴笠经营成自己的“王国”。
相比之下,当初“举荐”戴笠的毛人凤,进入情报系统后,走得就没那么顺当。
二、“笑面虎”的忍功:黄埔之耻到军统枭雄
毛人凤的出身,并不算差。他也是黄埔出身,还属于名声很亮的黄埔四期。一般来说,这一批学员中,后来出将军的多得很。然而,毛人凤少时体弱,扛不住高强度训练,中途退学,在讲究“黄埔荣誉”的圈子里,这一点是致命短板。
在黄埔生眼里,没从校门正正规规毕业的,多少都被视作“黄埔之耻”。这一标签,随着他进入军统,一起贴了过去。
于是,他在军统内部处处受排挤。老同学看不起他,上级也不太重视,有人刻意冷嘲热讽,有人明里暗里使绊子。换个人,早就离开这个圈子了,可毛人凤偏偏有一个极其难得、也颇让人心里发毛的特点——能忍。
无论是同僚的挖苦,还是前辈的奚落,他始终笑脸相迎,语气温吞,不争不辩。久而久之,军统里给他起了个绰号:“笑面虎”。
更关键的是,他对“忍”的理解,并不只用在同僚身上,还用在对敌人、对家事上。最典型的一桩事,就牵扯到军统最出名的女特工之一——向影心。
这段复杂关系,如果只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戴笠把自己的心腹情人“裙带花”,拱手送给了毛人凤,而毛人凤戴着这顶“绿帽子”,硬生生忍了好多年。
向影心出身陕西,家里是行医的,算是地方上的小名人。乱世之中,医生这个行当很吃香,她家的日子不愁。可这位小姐心思不在家业上,对黄土高原上的安稳生活没多少兴趣,总想着走出去,看一看大城市的灯火。
她搭上的第一班“车”,是西北军一位团长胡逸发。对方给了娘家一笔银元,她则成了胡团长的第三房姨太太,跟着部队走南闯北。到了南京、上海这样的都市,她看到了繁华,也看到了权力的味道。
在上流社交圈子里混久了,向影心自然听说了“戴老板”的名字。那个时候,戴笠已经组织了复兴社,掌握大批暗杀和特务人员,在南京颇有“只闻其名,不敢多言”的位置。向影心很快通过官太太们的介绍,进入戴笠的视线,成为其情人兼心腹助手,被赋予代号“裙带花”。
“裙带花”这个代号,听上去不太庄重,却很形象。向影心借着美貌和头脑,频繁出入权力中心,配合戴笠做过不少刺杀、渗透和情报工作。她参与过针对民主人士的行动,也被安排利用自身条件去接近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用以掌握他们的弱点,帮助戴笠在蒋介石面前进一步加码。
等到戴笠真正坐稳军统头把交椅,为了拉拢这个“黄埔之耻”的副手毛人凤,又为了用一种特殊方式管住他,居然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把“裙带花”送给毛人凤,做他的妻子。
不少人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传开后,军统内部私下里议论纷纷。有人试探着点到这层关系,用半真半假的口吻对毛人凤说:“听说你家那位,以前跟戴老板关系不一般啊?”而毛人凤的回答,永远是那种似真似假的一句:“有这事?不清楚啊。”
他装傻装得太彻底,时间一久,就从“被耻笑”,变成了“让人心里发毛”。对于一个能如此吞下奇耻大辱的人,很少有人敢把他视作“可随意捉弄的小角色”。
不得不说,这种忍性,在情报斗争中就是双刃剑。对于我党情报战线的同志而言,戴笠固然危险,真正被列为“最需要戒备”的对手,却是毛人凤。因为后者是那种可以长时间伏低做小、必要时出手就要命的人。
1946年3月17日,转折点出现。那天,戴笠乘机飞往南京近郊,飞机在岱山附近坠毁。关于坠机原因,坊间有各种猜测,但可以确定的是,军统的“天灵盖”被掀了,那个以“戴老板”为中心的情报王国,一夜之间失去了主心骨。
谁来接班?许多人眼馋这块肥肉,最后的结果是——毛人凤以军统体系内资历、关系、人脉为基础,顺势坐上局长位置,成为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实际主宰。
当他掌权之后,一些过去挤兑过他的人,陆续被清算。至于向影心,结局同样不算好。
在毛人凤眼里,她既是自己孩子的母亲,又是曾经象征耻辱的一环。对她,他没下杀手,却把她关进精神病院长时间软禁。对于一个曾在权力漩涡中翻云覆雨的女人来说,这种“活着却被隔绝”的惩罚,恐怕比直接处置要残酷得多。
三、从军统之家到商界精英:毛渝南与毛佛南
再看毛人凤的子女,局面就完全变了个模样。
向影心与毛人凤婚后,共育有八个子女。在这些子女成长的年代,国共局势早已翻篇,父辈的政治身份,在两岸社会眼里都颇为敏感。按理说,他们很容易被家世绑住手脚,但结局并不是如此。
毛家大儿子毛渝南,是其中最为醒目的一个名字。
毛渝南早年赴美求学,先进入康奈尔大学。这所学校在美国名校中名声不弱,理工、管理等领域都很强。他在那里完成本科学业后,又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攻读MBA。两个学校放在一起,放在任何年代,都算得上含金量极高的组合。
他在美国的早年经历,多是扎扎实实在商界一线摸爬滚打。跨国公司、产业集团、金融机构,都给他提供过平台,这段经历既锻炼了他对数字的敏感,也锻炼了他对企业结构的理解。
进入21世纪后,富士康这家以代工起家的企业,发展速度极快,但也遇到了转型期的难题。全球产业链变化、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内部管理压力加大,各种问题叠加在一起,公司需要一个既懂国际游戏规则,又懂企业管理的人来掌舵。
在这个节点上,毛渝南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空降,担任富士康的董事长。这件事,当时在企业界引起不少注意。一边是出身军统头目的后代,一边是全球代工巨头,两个看起来毫无关系的名字,硬生生在同一行简历里连在一起。
不得不说,他在富士康的角色更多是“稳定器”和“整合者”。面对复杂局势,他推动内部管理制度调整,引入更多现代企业治理架构,对外也更多以理性、务实的姿态和合作伙伴打交道。很多员工并不知道他的家世,只把他当成一个专业的管理者。
和大哥走的“企业管理路线”不同,毛人凤的二儿子毛佛南,在金融圈里留下的印记,更具传奇色彩一些。
毛佛南同样接受过良好教育,一样出入名校,不过他对数字的敏感程度,在家族中极其突出。据接触过他的人回忆,他算账时,经常连纸都不用,脑子过一遍就有结论。在高数、统计、金融模型这些方面,他能举一反三。
他进入的是风险更高的领域——股市与期货。有些人炒股是跟风,他却能在跌宕起伏的行情里找到节奏。早年,他通过股票投资积累了第一桶金,随后转战期货市场,把价格波动当作舞台,在大起大落之间不断扩大资产规模。
在台湾和海外金融圈里,一度有人把他称为“奇葩”。并不是说他的行为怪,而是他的风格和普通投资者截然不同。他不像典型“豪赌型玩家”,也不像传统的保守投机者,更接近于数据驱动的操盘思路。利润滚上来之后,他的资产曾达到上亿级别。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在金融市场颇有名气的人,并没有活得太久。2009年前后,毛佛南因病去世,年纪并不算大,给外界留下的更多是零散的故事与一些数字上的传说。
如果说毛渝南代表的是“企业经营者”的路子,毛佛南则把“数字天赋”发挥到了极致。两人身上,有一点倒是相通——他们在公开场合极少提及自己的父亲,更多强调的是专业能力和团队价值。这一点,很微妙。
四、第三子与家族转向:从特务家庭到爱国华侨
说到毛家的第三子毛书南,就会发现他的轨迹与前两个兄长又不太一样。
毛书南同样受过良好教育,早年在海外名校学习。与不少留学生选择长期留在国外不同,他在完成学业之后,很快做出了一个选择——回到华人社会发展。
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桥梁”这两个字上。
一方面,他积极参与中美之间的技术交流项目。科技合作、项目引进、人才对接等领域,都曾留下他的身影。虽然不像科研人员那样在论文或实验室里出名,但他更像是一名穿梭在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协调者,把不同资源串在一起,让合作更顺畅。
另一方面,在海峡两岸青年企业家的交流活动里,毛书南也是个活跃人物。他参加、推动、组织过多场交流会,鼓励两岸年轻人互相了解,把生意和技术放在桌面上谈,把政治纷争尽量放在一边。在一些场合,他公开强调“华人整体利益”“中华文化共通性”等关键词,被视作一类典型的“爱国华侨商人”。
这点值得细想。父辈曾经是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核心人物,与新中国的革命道路站在对立面。结果到儿子这一代,反而公开谈“国家利益”“中华民族”,愿意为两岸沟通多出力。这种转向,并不只是简单的“环境不同”,也与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和亲身经历有关。
在海外环境中长大或长时间生活的华人,很容易形成一个共同认知:个人发展,到底还是与整个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无论是做企业、搞科技,还是投身金融,遇到的很多机遇,往往都跟中国整体实力提升有关系。久而久之,他们对“国家”的理解,已经脱离了父辈那个充满党派斗争、军政角力的旧框架。
毛家三兄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长大的。他们看到的,不是战时重庆、南京那些气氛紧张的街道,而是战后经济恢复、科技进步、全球化扩展的世界。用老话讲,就是眼界和出发点都变了。
再往深一层看,他们的行为方式,也与父母那一代截然相反。
毛人凤的职业,是从事秘密斗争、清除异己,他的逻辑是“对个人权力的绝对忠诚”,对象就是蒋介石。向影心在军统体系里,很多行动目标,也是服务于特定集团的生存与扩张。
而毛家三子这一代,无论是做企业、做金融,还是做两岸交流,更多考虑的是“规则”“效率”“合作能带来多大收益”。这种思路,与其说是出自某种高尚情怀,不如说是时代逼出来的实用主义。
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身上共同的特质,大致可以概括为:愿意把个人发展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绑定,而这个共同体,对他们而言,不再是某个党派领袖,而是以国家、民族、市场为核心的广义整体。
再回头看毛人凤的一生,某种意义上,他这个人本身拥有不少才干:能忍、能算计、能组织、能执行。如果不是站在特务这条路上,放到正常的行政系统或企业系统,未必会是一无是处的人物。然而,他在关键时代里,把精力用在了对抗人民的方向上,最终被历史定在对立面。
他的子女,客观上并没有继承他的这条路。他们没有继续做特务、搞情报斗争,而是踏踏实实在商界、金融界、跨国交流中寻找立足之地。对他们来说,毛人凤这个名字,也许更多是一段历史负担,是避而不谈的身世背景。
但不管承认与否,血缘和社会记忆不会消失。外界之所以对毛家后人有兴趣,很大程度上就是想看:在这种极端的家世背景下,后代会否复制上一代的价值观、行事方式。
事实证明,并没有。
在他们身上,对个人前途的规划,比对某个政治集团的忠诚更重要;对国家发展整体利益的理解,也比父辈那种“紧抱一个领袖不放”的狭隘认知,要更开阔一些。
时代往前推,人和人的选择,就会真的不一样。
毛人凤、向影心以及他们的子女,一家人的轨迹,从军统旧部到跨国企业高层、金融投资高手、爱国华侨,这条轨迹本身,就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剧变的一面镜子。那一代人选择了枪和暗杀,这一代人则转向了资本、技术、交流。在时间轴上,将这两种人生摆在一起,对比之下,差异就在那里,不需要再多费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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